2017年3月17日，早上8点50分，第二文科楼528会议室已经座无虚席，依然陆续有学生及老师站进来，10分钟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刘海龙老师将来此进行《作为知识的传播：从宣传观念到传播思想》的讲座。至9点钟刘海龙老师到场后，因人数太多，讲座转移到516大会议室。上午的讲座针对博士生及青年教师。

传播研究如今研究什么？

刘海龙老师首先抛出这个问题。他认为，首先要跳出既有的以大众媒介为基础的媒介思维方式，回归一个更稳定、更根本的基础，即知识，如此才能面对如今的网络新媒体时代，因为不论世界如何变化，我们总是需要知识帮助我们去判断、理解世界的意义。第二，他谈到中国的政治传播要落地，需要更多地从普通人的视角去研究，而普通人感受到的政治就是传播。第三，他提到中国的新媒体研究不能只有咨询型的、偏实用的，也应该更多地和普通人对接，研究新媒体的文化层面问题，“今天下午要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

宣传的正当化，宣传与现代性

他从观念史、思想史、概念史的途径梳理了宣传观念的产生和发展，并探讨了宣传如何正当化的问题。他认为，现代宣传是否具有正当性取决于是否能在传播效率（或社会团结）与公民个人自由之间实现合理的平衡。而在宣传的过程中，出现了对非理性的理性化，对政治的理性化，以及社会治理术，这便是现代性在宣传上的影响。

作为知识的传播学是寻根

他点明，现在很多传播研究没有人文关怀，总是在研究现象方面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传播学和人文社科学越来越无法交流，而作为知识的传播学，其实就是寻根。在提问环节，有听者提出“从知识的角度看传播，能看到什么？”的问题。刘海龙老师回答：“我们过去的传播学建立在信息、媒介的基础上，这容易产生的问题是唯效果中心、更注重应用，而回到知识，就能找到一个终极关怀的东西，与人的行动有关的东西。”

两种“网络民族主义”

下午针对硕士生的学术讲座《像爱护爱豆那样爱国：新媒体与“粉丝民族主义”的诞生》时间是2点半，但2点时516会议室已经坐满了人。刘海龙老师坐定后，讲台前的地上也坐满了学生。

刘海龙老师解释自己做这个题目的想法是：“跟年轻人在一起能接触很多很好玩的事情……我一直觉得做研究还是要做一些有趣的事情，这样能和时代保持联系……要深入，也要有趣。”接着，他便回顾五四运动，以讲述1999年中国抗议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的运动进入话题，说起那个年代的愤怒，“据说美国大使馆的砖头都被捡光了”。他又说到近年来的抵制日货、帝吧出征表情包战争，“想想挺好玩的”，引得同学们发出阵阵笑声。这些事件的出现表明，以90后为代表的年轻人进入网络讨论空间后，产生了新的“网络民族主义”。

他认为距今大约十年前的网络民族主义，是网络+民族主义，其议题来自现实，其情感结构是严肃的、怨恨的、悲情的，也沿袭了传统的民族主义思维和行动逻辑，比如抗议游行（那时大家无非是在国内抗议，少数才会走出国门去抗议，但现在大家就直接“帝吧出征”了），所以那时网络只是个工具，民族主义的逻辑还是没变。但现在是真正的网络民族主义，其议题源于网络、消费领域，涉及到身份认同，其感情结构是恶搞的、戏谑的和游戏的心态，并且重构了民族主义思维与行动逻辑，这时候的新媒体和民族主义融为一体了：如果没有社交媒体，周子瑜事件、APA酒店事件等就可能不会发生；以往的民族主义一出去就可能失控，而现在的帝吧出征是有组织有纪律的。

把国家看做爱豆、与网络相互驯化的90后

“对在座的90后来说，追星、娱乐、政治等等都是来自一个平台——网络，所以从90后的视角来看，在二次元里这些事情就是一回事，年轻人把国家作为一个偶像爱豆来看待。”在现在的年轻人当中，他们的民族主义不是因为受到了洗脑而产生，其产生不一定是国家的影响，这里面还有其它的因素。学者郑永年认为这还与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的重组有关。而刘海龙老师认为，这与传播技术的发展也有关。人们总是把技术看成一个外在的东西，而事实上，社会与技术是一种驯化与被驯化的关系。刘海龙老师举了一个童话故事的例子：《小王子》中狐狸对小王子说：“如果你不驯化我，那我就不是你的狐狸。”他认为这点明了核心：驯化是建立联系的过程。我们对于媒体，首先要赋予它意义，对它进行驯化，然后媒体才会是属于我们的一部分，反过来影响我们的生活。因此，90后在驯化网络的同时，也在被网络驯化，从而产生网络民族主义。

“粉丝民族主义”的诞生

刘海龙老师总结出“粉丝民族主义”的诞生有以下特征：以web2.0技术，尤其是社交媒体为组织动员与行动平台；参与主体为平时远离政治的青少年网民，包括一些被称为“小粉红”的女性粉丝群体；表达方式带有极强的网络亚文化风格，其情感不是传统民族主义表达中常见的仇恨与愤怒，而是反讽、愤世嫉俗甚至正向感情；对国家的情感带有粉丝对偶像的特征，像爱豆一样爱国；以网络游戏和粉丝群体的动员和组织方式进行联合行动；不是消极地接受精英的宣传，而是积极参与对国家意义的建构与生产，将自己的想象投射到国家上；具有青年亚文化特有的反叛性，目的是为了获得特有的身份及社会承认，“爱国”被行动者想象成与主流的功利主义和犬儒主义文化相对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行为；在全球化的影响下，网络民族主义的参与者并不全是思想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相当一部分是对西方文化有一定了解的、学历较高的青少年，有一些还是在西方学习的留学生。

在提问环节，也有同学提到，诸如帝吧出征之类的网络民族主义事件的负面影响也是很多的，刘海龙老师并不否定这一点，但他说：“这些孩子们所遭受的批评和指责已经够多了……他们被精英骂作脑残……但我作为研究者会觉得这里面是不是有积极因素，他们的作为实际上是一种网络理解的交流。我对此更多的是同情和理解。”他承认，对于官方来说，年轻人用这种翻墙的网络民族主义行为去维护祖国利益，是不太好评价的，但这实际上是年轻人的一种很纯真的感情表达。社群的归属感是每个人都很需要的。国家对他们来说，不是固定的东西，而是他们构建的东西，是一种完美的偶像。“当这种民族主义不具有排他性之后，就会变成一种很温和的东西，我们要看到其积极的一面，要思考的是如何把这种积极的一面释放出来。”

（文/罗婕、尚旭旭 图/王蒙）

【嘉宾简介】刘海龙，男，四川德阳人。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新闻界》杂志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曾任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客座教授（2014），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2008－2009）、香港城市大学访问学者（2013）。2016年入选北京市新闻人才“百人工程”。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传播、新闻传播观念史、传播研究史、传媒文化。著有《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现代媒体总论》（合著，辽宁大学出版社）；译著：《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至关重要的新闻：电视与美国民意》（新华出版社）、《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新闻的基本原则》（北京大学出版社）、《真相》（校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人际影响》（校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