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24日上午，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王金礼教授在第二文科楼528室为博士生和青年教师开展了一场名为“新闻德性论：一项‘失败’的‘博论’研究”的讲座，分享了自己在做博士论文过程中获得的教训和反思，认为博士期间的学术研究依然要将选题窄化，依然坚持研究具体的问题和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

王金礼教授在安徽大学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已经非常习惯于从非常抽象的层面进行思考，而他的博士论文《新闻德性论：原则框架》正是对新闻传播领域既有的道德规范进行追根溯源、抽丝剥茧式的哲学性探讨，对既有规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依据进行了根本上的反思。他说引用李普曼在《a Preface of Morals》中的话说：“道德学家……必须是洞察而不是说教，伦理学家之所以招人厌恶，其原因实际上是他们未能认清时代要求他们的并不在于劝导人们如何行善，而在于阐明何谓之善。”

“新闻自由”、“报道真相（truth-telling）”、“社会正义”和“毋伤害”构成了“新闻德性”的四维。王金礼认为，没有自由意志，无所谓道德不道德，就如同讨论奴隶的道德一样是荒谬的。而新闻应该自由地报道事实、表达意见、参与公共辩论，应该探索并传播真知真理、事件真相，事实地再现人类行为、感觉与思想，应该揭露权势集团的不义，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帮助无声者发出声音，应该尊重受访人、事件相关人、受众与公众，尽最大可能避免伤害。

至于关于具有普遍性或共识性的新闻德性从何而来、新闻德性的公共契约是否可能、Truth是否真的就是作为价值的真理与作为事实的真相的共名以及事实的确定是否真的无关价值或信仰等问题，王金礼教授坦言自己尚未找到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答案。

针对博士生提出的关于个人研究中遇到的政治性障碍的问题，王金礼教授指出：“研究新闻自由、政治民主类的研究不必鸡蛋碰石头。你为什么非要做鸡蛋呢？还有很多问题同样有研究价值。你别去做‘论证西方新闻自由虚伪性’这类研究就行了。”在回应博士生提出的有关思想先行还是材料现行的问题，王教授认为，思想形成于写作的过程中，写作之前只不过有一些初步的假想，然后在写作中证明或者推翻这些假想，而不能过分执着。

当天下午，王金礼教授又在第二文科楼郁文报告厅同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研究生做了题为“向历史发掘新知：传播研究的历史意识与历史方法”的讲座，他认为，历史不是怀旧式的审美，而是努力从中发掘新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其使命就是为人类增加新知。

哈贝马斯在1968年出版的《知识与兴趣》一书中认为，人的兴趣决定了人的科学活动，并且将兴趣分为三类：“技术的认识兴趣：体验—分析的科学观”、“实践的认识兴趣：历史—解释的科学观”、“解放的认识兴趣：以批判为导向的科学观”。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王金礼教授将关于传播的知识探究在总体上总结为三种路径：其一，基于技术兴趣的经验-分析路径。这一路径涉及传播实践的性质与功能与后果，形成规律假定后，其知识目标是对传播行为支配与控制，并通过这种支配与控制达到对人与社会、自然的支配与控制；其二，基于实践兴趣的历史-解释路径。这一路径情景化地时空具体化地理解传播实践与在传播之中的人类存在样式。通过在知识探究与传播实践之间建立主体间性关系，使传播探究的“共同传统下的活动的导向成为可能”——历史的、反思性理解传播与传播实践；其三，给予解放兴趣的传播批判路径，试图“发现破坏人们一再努力争取的对话的暴力的踪迹，并且不断的把这种暴力的踪迹从传播的航道上排挤出去”以实现传播自由与人的解放。

在论及传播研究史和传播思想史的差别时，他说，传播研究史往往以1930年代中后期的广播研究为起点，或者再上溯至1920年代的宣传研究，而思想史却没有时间上的自我限制，它可以囊括文明史中一切有关传播的反思性活动。传播研究史的研究兴趣往往相对集中于社会科学实践，关注研究体制、研究者的关系网络等因素与传播研究的议题设定、经验材料的获取方式及其解释性资源选择与解释框架建构等方面的影响。思想史的议题范围涉及传播的一般性概念、理论的提出、扩散与意义的嬗变，发掘与阐明这些观念、思想、理论形成于发展的历史与逻辑。

王教授说，内证与外证是传播研究中的两种历史方法。内证即“内部反思”，主要着眼于理论、知识、思想本身，着眼于具体思想者/研究者个人或集体的知识传承、问题意识、知识承诺、概念与理论体系、表达方式、自我想象等材料。其方法论预设是，思想史/研究史是一个类似于生命体的相对独立、相对封闭的领域，思想、理论、知识的历史过程有其不受外部干扰了内在逻辑，外在的因素——不管是政治动机、社会需要或其他原因虽然在短期内可以影响思想史的问题和解释方式，但终究不能从根本上摧毁它的内在规律。这种内在逻辑会将思想、知识、理论从一个阶段、一种状态，“逼出”下一个阶段与状态，思想史如何、为何的问题也可以依据内在逻辑获得解答。但王教授认为，虽然内证所依赖的文本是稳定的，但文本的意义却并不是唯一的、确定的。他引用恩斯特·曼海姆的“四种变量论”，认为“诸如一个共同体、一个国家、一场革命，或者一个阶级这样的情境”、“牵连到情境之中的个体以及他相应地形成的关于这种情境的意象。这些牵连包括各种职业目标、政治抱负、亲属关系纽带、经济上的竞争和联盟——简言之，包括一大批部分同时出现的与群体的牵连”、“诸个体或者诸群体所采纳的意象”、“这种意象所针对的观众，包括他们对它的特殊理解，他把意义附着于其中的各种符号与它相对应的词汇”四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

在最后，王金礼教授分享了三种知识社会学的方法想象，包括政治、经济、社会资源的分配状况等大尺度的社会条件以触摸传播学史的逻辑线索，包括研究者的知识传承、社会关系网络等研究者的社会经验范围和研究者理解社会与传播的基本方式，及其研究传播的路径选择等研究者的知识承诺。

（文/尚旭旭  图/王蒙）

【嘉宾简介】王金礼，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四川外国语大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初执教中学，后入职媒体，中年后专注于读书，1998年获安徽大学哲学(美学)硕士，2010年凭借《新闻德性论：原则框架》获得武汉大学文学（新闻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新闻社会学、新闻传播思想史、新闻传播伦理、跨文化传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