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研究对象必须转到互联网上来

5月19日早上9点，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博士生导师喻国明教授以“传播学研究者的责任与进路”为题，在暨南大学第二文科楼516报告厅同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青年教师和博士生进行了学术研究经验的分享。

他认为，硕士生和博士生在研究过程中，非常容易对新的学说产生兴趣，但是在这么多的学说和五花八门的方法中不能目眩神迷，我们要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尤其是博士生，更需要超越已有的方法，做方法的主人，而不是奴隶。他说：“解决战略问题比解决战术问题更重要。”战略是解决做什么的问题，而战术则是解决怎么做的问题。他还引用科幻作家刘慈欣的话说，所谓的“升维思考，降维打击”指的正是战略和战术问题，他认为战略性的思考是做好研究的第一要义，“解决一个战略问题就是解开第一个基因纽扣”。

在分析近三十年来国内传播学整体来看处于停滞状态的原因时，喻国明教授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其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的传播介质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崛起，传播的整体格局已经发生巨变，而且互联网对整个社会进行了重构，改变已经发生，重大且深刻。因此，传播学研究必须转型，转到互联网这种新的研究对象上面来。他说：“如果这方面没有进展，传播学不会有进展。”喻教授还认为，传统的传播学学者缺乏对前沿现象的把握力，以至于其他学科引用传播学的研究成果很少，传播学引用其他社会科学理论则非常之多，传播学一直在别人的疆域中寻找我们的理论工具。他认为传播学科应该和其他学科分清楚各自的研究领域，找到何者才是自己的东西。他提出“如果延续传统思路，是与社会赋予我们的使命不相符合的”，传播学者应该争取对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其二，从方法论上看，以往我们从政治学、心理学等引进方法，“如果要在更高层面解决问题，就要上天入地，有自己的方法和范式，要突破必须要有新的研究范式。”他以大数据的价值开发为例，认为大数据本身呈现出来的可能性，必须能够精确把握，但是今天我们做出的努力还很有限。他说，研究大数据之难，一是传统的数据是结构化的数据，但是大数据的量很大，缺少足够的把握处理能力；二是难以接近，目前大量的数据掌握在政府手中，没有公开。但是在一些领域，比如在构建职务犯罪的预防体系上，中国政府就和移动、联通公司进行了合作，这两家公司掌握着大量的位置信息。喻教授还谈及自己研究微信数据的经历，他说目前对微信的研究集中在微信公众号，而微信真正的价值在于社群的交往和变化，不过他说，张小龙拒绝将微信的数据和微信群向研究者开放，只同意研究者做表情符号的深度研究，所以目前还没有关于朋友圈的研究。他还感叹说，其实还有一个最好的数据，一直以来被人们长期忽视，那就是搜狗输入法的后台数据，但是它的保密程度也非常高。至于“入地”，喻教授说，报纸是逻辑性的东西，电视是情绪性的东西。人作为物种本身，对自然的信息自然有一个加工，但目前缺少对人作为一个类的信息刺激的研究，他认为自己正在从事的认知神经传播实验室也是传播学研究的一个方向。

谈及互联网治理的问题时，喻教授说：“今天的传播学研究已经超出了内容的范畴，仅仅停留在内容远远不够。对互联网的管理已经不能延续传统的管理方式，互联网的治理已经超出了内容治理的范畴，互联网的治理要考虑到它的经济效益和政治效益，它已经不是简单的内容管理。”

针对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博士生提出的“大数据是用户在使用互联网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这里就涉及一个数据所有权的问题。那么，大数据到底是不是一种私人资源？用户使用互联网的痕迹是不是完全属于互联网公司呢？”喻国明认为，它的属性既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公共产品，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私人产品。公共的分享还在发展之中，并不是直接开放就可以，关键在于规则如何建立，以什么样的方式开放也是一个问题。但他也表示，就算数据对用户个人并无害处，用户也可以要求互联网企业删除信息。如何平衡个人隐私和数据利用？喻国明教授说，法律的制定不是绝对偏向哪一端，平衡是建构法律的原则。版权有道理，但是也自私。如果一个人的成果得不到一种尊重，当然是对创新的打击。大数据就是对个人隐私数据的应用，但是大数据就是据此对你进行定义。现代社会就是在这种矛盾对峙中发展，互联网就是在链接中提供价值，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如果想要享用互联互通的便利，就要有牺牲。随着互联互通的发展，个人的隐私会越来越少，但是不能以牺牲个人权利，这是一条红线。

针对学生提出的对网络直播平台低速问题的担忧，喻国明教授却认为，一个健康的社会，人们的低俗的欲望应该在公序良俗的基础上去尽力满足，并没有什么不妥，人是具有动物性的。

“互联网＋”时代传媒发展的进路与策略

5月19日下午三点，喻国明教授以“技术逻辑驱动下的传媒发展与转型——‘互联网＋’时代传媒发展的进路与策略”为题，继续在暨南大学第二文科楼516报告厅同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开展讲座。

喻教授认为，微博平台提供的是语义的碎片，但就算讲道理，我们把道理讲得再好，也总能找到别的道理，也能自圆其说。过去不掌握话语权的群体在新媒体赋权后，形成了权力的转移。表面看是数字长短，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价值的预判。所以传统意义上握有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官员等，由于不习惯新的话语方式，进退失据，甚至失语，这种情况非常严重。

喻国明批评粗暴的网络删帖行为，他引用马克思的话说，用今天的错误更正昨天的错误，明天又会更正今天的错误。他认为，多元的参与者，只要参与结构充分地多元，“事实”之间就会互相校正，只有在不多元的情况下，政府才会需要进行结构上的调整使之多元化。删帖不仅不会形成健康的舆论生态，相反会造成更严重的情绪积压。

但是我们要从社会情绪的角度看待微博，社会情绪的宣泄尤其意义，社会转型期需要一个排解压力的安全阀，否则会在极短的时间内爆发出来。慢慢地，在中国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也放开了字数限制，表达方式、传播方式和传播规则都发生了改变，字数的放开就直接导致微博生态的改变。大V的影响力下降，字数一旦放开就会对博主的要求提高，需要更专业的背景，过去被束缚的专业背景的人，开始展现出自己的影响力。

(文/尚旭旭 图/王蒙)

【嘉宾简介】喻国明，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社会兼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新闻史学会传媒经济管理研究委员会会长、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国传媒发展指数（蓝皮书）》主编、《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蓝皮书）》主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