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9日，华中科技大学张昆教授来暨南大学与师生进行了讲座交流。上午的讲座中，张昆教授分享了他对媒介发展与政治文明的研究；下午的讲座是讨论国家传播战略及实施路径。

在上午的讲座中，张昆教授分析了媒介发展与政治文明的基本概念与相互关系。

所谓媒介发展，或传播发展，是指新闻传播事业整体的发展与进步水平。其应该涵盖的六个维度有：独立的政治法律地位、经济自给、较高的接受工具普及水平、媒介具有一定公信力、较少的报道禁忌、受众信息需求的最大满足。所谓政治文明，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当中的解释是：“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一般表现为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自由、平等、解放的实现程度。”张昆教授强调，政治文明包含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政治行为文明等三个部分，媒介发展与政治文明的关系要从这三个部分分别理解。

首先，政治意识文明包括公平、公正、正义、理性等等一系列进步的政治理念取向，并且其具有官方色彩，但在官方色彩之外，客观上存在着民间的甚至是异端的政治意识，虽然它很少被提及，但往往能够决定社会政治的演变，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而大众媒介又影响着人们的态度和信念，且兼具政治教化功能，是需要被重视的。多元的政治意识要求政治宽容、雅量，单一结构的媒体也应该表现出超越自身偏好的包容心，最好是以多元的媒体结构对应社会多元的阶层结构。张昆教授在此举出了《人民日报》的几篇评论为例，都是表示要倾听多元的、不同的声音。

其次，政治行为文明是政治文明的组成部分与外在表现，其具体形式有政治斗争、政治管理、政治沟通、政治统治和政治参与等，都有全局性与冲突性的特征。在罗伯特·路威的《文明与野蛮》中写道：政治行为文明的精髓在于秩序。而大众媒介对政治行为具有调节作用；并通过对政治行为的合法性论证，来为统治者争取民众的认同和支持；信息传播还对政治行为空间有着制约功能；政治文明也对媒介行为有着一系列要求，如，客观、公正、平衡、及时、社会服务。

第三，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也是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为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权力与媒介同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媒体从属于权力，也应该成为权力的监督者，媒体与权力应该像地球与太阳，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 在与媒介的关系上，权力要表现出仁爱、包容、谦卑，敬畏民意，保持与媒介的安全距离；在与权力的关系上，媒介要秉持智慧、专业、公正的精神，代表民意，在尊重权力的同时，监督与制衡权力的运作。

在提问环节，有学者请教在如今的环境下，中国对外传播到底该传播哪些内容才能令外方信服，是否存在中外对话的共同平台。张昆教授回答：目前国际局势对于中国来说可能就是个转折点，重要的是抓住机会。特朗普当政后，美国整个政治局面在后退，而中国正在施行的各种策略符合经济全球化的价值观，这就是可以对外传播的内容。但另一个问题是，谁去讲？我们原有的官本位媒体在不同的文化圈是没有公信力的。所以现在是个很好的时机，中外至少在经济方面的价值观是契合的，但问题是话语身份。

下午的讲座中，张昆教授从当今的中国国内外背景讲起，例举古今中外的历史发展，论证国家传播战略的重要性，分析其实施路径。

当今世界，传统世界大国地位变化，中国国内城市化急剧发展，社会阶层分化严重。对内，我国需设法加强沟通，实现阶层和谐，增强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对外，我国需思考如何打消邻国与合作伙伴的疑虑。在这种境况下，国家传播战略的重要性凸显出来。

国家战略是关于国家生存发展的总体方略，以及为实现国家愿景对各种国家力量的综合运用。国家传播战略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方略，是基于国家战略，在国家顶层设计层面，对国家传播发展的整体性谋划。其愿景即：建设强大媒体，彰显国家形象，占领道义高地。国家传播战略的对内目标是：全面的政治沟通，有力的社会动员，有效的舆论监督，促进族群和谐，维护政治稳定。对外目标是：传播国家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批驳敌国宣传，建构理想的国家形象，营造和谐的国际舆论环境，服务国家外交。

国家传播战略的实施，第一，要基于国家的物质潜力，建设强大的传播体系。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内外兼顾、协同发展，官民并举，调动民间资源，专业传播机构和非专业传播机构要协同发展，打造外宣的旗舰媒体。第二，要正视文化差异，尊重传播规律。正视文化差异包括把握文化间的共性与差异性。第三，要提升从业者跨文化沟通能力，建设一支高水平的职业传播队伍。这种跨文化沟通能力包括认知能力、表达能力、倾听与争辩能力、整合能力。

（图/王蒙 文/罗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