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19日晚上7点，《南方农村报》记者胡念飞做客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郁文报告厅，和同学们分享他的记者经历和体会，他提到，“记者这份职业让人生有无限的可能。”

生命意义何在？谁能给予解答？

毕业于哲学系的胡念飞一开场就给同学们发出关于人对生命意义的三个终极问题：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到哪里去？”

现代的人们看似活在更多元的时代，实际上与马尔库塞著作《单向度的人》所描述的情况相似，可能被单向度了。单向度的人即所谓的丧失否定、批判和超越能力的人。这样的人不仅不再有能力去追求，甚至也不再有能力去想象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

“我是谁？”关于这个问题，胡念飞给出的答案是——“我是记者，我在现场。”他认为，记者面对的是不堪的新闻现实、各种恶劣的新闻现场。或抱着树、撕扯着嗓子在台风中报道，或一手抱着采访器材、无视已过腰的泥水在镜头前工作，或在空旷的户外一边努力稳定快被吹走的身子、一边坚持奋斗……

面对如此复杂的新闻现实与新闻现场，胡念飞平静地说，“新闻职业可以让我们发现自己，认清‘我是谁’，从而在更大的空间里实现自我，从而实现人的各种可能。”

“缺敬畏，没底线”的残酷现实

现实并不美好。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60分的信任底线。人际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不到一半的调查者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只有两到三成信任陌生人。对此，胡念飞说，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下降，关于被采访者的陈述，采访者难以在信任和怀疑之间抉择，“所以，我告诫记者，现在的采访，最好摄像、录音、拍照一个都不少，因为整个社会的信任度低。”在他眼里，整个社会普遍缺少敬畏，没有底线。

正在衰落的传媒产生系列反应。“经营形式的普遍不佳，必然衍生出更多组织行为的敲诈。”胡念飞说，很多的传统媒体抱着原来荣誉的包袱，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至今为止都没有转型成功，走得很艰难。这其中包括《南方都市报》。

十年前，记者尚被视作“无冤之王”；十年后，这一群体已被沦为“新闻民工”，精神蜕化的背后，是收入的失落。“我的当然要有新闻理想，但是我们也要有产业理想。没有产业理想，新闻理想就没有支撑、没有基础。所以现在新闻的转型，是新闻媒体人的转型和媒体产业的转型。”胡念飞强调，类似于哲学、艺术，包括新闻，都是在有食物的基础上产生的。

“不悲观！不抱怨！不沉沦！”的自信现实

与此同时，胡念飞还列出了5点让同学们自信的新闻现实：

1.党和国家依然需要

2.人民群众依然渴求

3.新闻理想依然闪耀

4.媒体主流依然健康

5.新兴媒体依然迅速

“党到哪儿，我们到哪儿，因为这是国家的方向。顺着方向走是顺势而为，总会没错的。”关于做新闻的核心理念，胡念飞说，“我们的报道从来都不是为了批评谁，不是为了炒作，真正推动问题的解决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价值在于推动问题的解决。”他觉得，做记者不能埋头，一定要抬头看路，要有一个清晰的理论指导，否则就可能会越走越没有信心。

熟悉又陌生的媒体力量

媒体正在转型，而我们可能熟悉的媒体力量包括舆论监督、调查报道、暗访追踪、腐败报道、重大突发事件报道等，胡念飞说，“现在的媒体更有力量，”——当下，媒体和政府的合作不断加深，内参、政府的调研报告、新闻执政、第三方评估、综合暗访、新农村建设等等，都有着新闻工作者深耕的痕迹。

“现在的新闻记者可以做很多不像本职工作的活，”胡念飞说，“有的时候，我们公开发布的效果不如通过南方日报内参去解决问题的效果好。”

在做记者的路上，胡念飞构造过“穷广东”的概念，发掘过像狂犬病、精神病等方面的冷新闻，也遇到过很多不可控的群众事件……对此，他认为，记者应该用历史的尺度来读懂中国，用现实的尺度去发现并改变小我，“100前的今天，孙中山先生一直苦苦求索着国家的未来，路漫漫其修远兮。当时很多人过一天是一天，能活着就好。现在的中国和100年前的中国相比，差距太大，当年看起来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在今天看来，就不是问题了——当时吃不上饭，现在的粮食涨不上价。很多问题站在历史上看，就可以看明白了。”

最后，胡念飞寄语同学们：新闻工作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职业，无论我们做到什么层次，月收入多少钱，我们都要不停地学习，不停地去适应新的变化和形式。

胡念飞，网名“一笑”，人称“大飞”，历任南方周末记者，南方日报要闻编辑中心编辑、机动记者部深度报道组副组长，现任南方农村报副主编。曾两次荣获南方日报“十佳员工”称号，2011年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广东省新闻最高奖“金枪奖”获得者、曾先后获得十次广东新闻奖一等奖、一次中国新闻奖。

(图/文李乔茵 麦竺雨 主持：宋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