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我院博士生导师刘涛教授于第二文科楼为学生讲授专题讲座“如何提出一个学术问题”。刘涛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环境传播、视觉修辞，在新闻理论、新闻实务以及新闻教育方面均有所建树，曾三次获中国新闻奖。

如何提出一个学术问题，怎么提出一个好问题？对于此，刘涛教授以11篇具有很强问题意识的学术论文作为案例，进行细致入微的解读。在他看来，有些研究之所以单薄，是因为它既没有打开我们对于社会的认知，也没有去回应一个理论问题。学术研究中的好问题，要么是从学理路径的推理脉络之中来，要么是面对现实的巨大困惑中来。总之，学术问题必须在学术上是一个能成立的问题。他说，冯友兰先生提出学术研究的“接着讲”，就是在解决学术问题的合法性来源问题。所谓“接着讲”，就是说你的问题是来自于一个已有的研究基础之上的正常的一种学理的延伸，这个问题是有逻辑起点的。我们首先要去看别人讲了什么问题，然后再接着去讲，使得我们的问题有一个纵深逻辑或拓展潜力。你不能突然蹦出来一个问题，然后你就要去研究他。刘涛教授提到了一种现象，很多学生在发现一个新的对象，觉得没有人去研究时就想去做这个研究。他强调：“没有人研究的对象或问题，不能成为你去研究的合法性。研究问题的合理性，必须建立在一个科学的逻辑认识基础之上。”

刘涛教授认为，提出一个好问题的前提，是要有问题意识。有些文章的问题确实值得去探讨。他以国外学者发表在Science上的一篇论文为例，文章标题为Little Emperors: Behavioral Impacts of China’s One-Child Policy，研究的是中国8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孩子成长的影响。他说：“这个话题就非常重要，一个全球瞩目的人口政策到底对这个时代产生了什么影响？围绕这个问题，作者选择的视角是人格心理问题。换一句话说，相对于以前的非独生家庭，在独生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他们的人格心理会不会发生变化？这个研究的设计和思路其实不难，那就是寻找1980年前后的独生孩子和非独生孩子进行实验组和对照组比较，然后通过一定的游戏设计和数据收集，比较计划生育政策施行前后孩子的性格差异。”

同时，刘涛老师列举了另一个与这个研究相关的研究，文章标题是《生育年龄限制感提高女性的计划生育数量》，发表在今年的《心理学报》。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施行后，国家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并没有呈现出预想的增长趋势。“到底什么会提高女性的计划生育数量，这篇文章就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研究的，可以说具有明确的现实解惑能力。文章的结论也是很有意思，创设女性对适宜生育的年龄有限制感的环境, 将有助于提升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不建议以进一步放开人口生育指标作为提高生育率的手段, 这反而可能导致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进一步下滑。只有设定最佳生育年龄，往往会释放女性的生育意愿。”

刘涛教授继续补充道，好问题的出现还依赖于对日常生活的深刻关注和深切感悟。现实中有太多熟悉的经验，但我们对其内在的运行逻辑却比较陌生，我们需要在学理逻辑上去概括，建立一种我们对日常生活的认识视野或理解框架。刘涛教授举例，手机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成为手的一部分，这个时候我们还是把手机看成一种简单的媒介工具吗，人与技术的关系还是我们传统认为的那个逻辑吗，我们需要提供新的理解，新的认识视野。“当《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这些听觉类节目疯狂传播时，我们不能光顾着看电视，周志强教授思考的是‘声音的政治’问题，他提供了一个我们理解当下文化现象与文化形式的新的认知框架。这就是有启发的思考。”刘涛教授说，中国今天的现实非常独特，许多学术问题和现象有必要进行“在地化”处理和认识，我们特别要关注那些自然而然的事物、理所当然的事物，去研究他们是如何自然而然的，把内在的机制和原理讲清楚。其实，本土的许多问题，也是全球性的大问题，如果能够把那些东西呈现出来，就会是很好的研究。

好问题还可以大概念中找小突破口。刘涛教授在解读黄旦教授的文章《媒介变革视野中的近代中国知识转型》时，说道：“很多问题是大问题，但一定包含着一个独特的小的理解视角，黄旦老师这篇文章就是很好的典范。”知识转型、媒介变革、近代中国，这些概念都是非常宏大，那么宏大的概念是如何找到一些小的突破口？黄旦老师找到了媒介学，从媒介学这里又找到媒介和知识的关系逻辑，他认为“书”与“刊”的差别，对近代中国的知识形态产生了影响，这一观点很有新意。

整个讲座，刘涛教授凭借幽默、风趣的讲话风格以及扎实的学术功底博得阵阵掌声，丰富的案例解读大大拓宽了同学们思维认知。讲座尾声，刘涛教授就“如何提出一个学术问题”做出一下6点总结：

1、立足于一定的学理依据，在文献基础上提出假设，即在学理脉络中提出学术问题，并且存在一个基本的理论解释维度。

2、面对特定的研究对象/问题/实践形式，赋予一种全新的理解视角，发现一种“不为人知”的关系，反思一种既定的理论模型/话语。

3、新对象不足以成为一个新问题，但新对象往往挑战既定的理论框架，因而酝酿着一种新的诠释体系。

4、学术问题的“顶天立地”——关注日常生活的断点、变迁、未知区域。

5、对那些陌生的事物，提供一种有效的解释框架；对那些习以为常的事物，探讨它是如何习以为常的？

6、有些问题很有价值，但如果不具有研究方法上的操作基础，依然不是一个好问题，即问题与方法是认识活动的“一体两面”。

（文/图 覃芳兵 谢海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