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媒介融合态势下，传统媒体话语权受到挑战。作为官方主流媒体，将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朱春阳教授提出了他的看法。

2019年3月15日下午，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乐竞中国传播学前沿讲座在学院楼516会议室举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朱春阳教授进行了题为“媒介融合时代的新型主流媒体建设”的学术讲座，强调打造新型主流媒体、构建现代传播体系,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并对“如何开展媒介融合时代新型主流媒体建设”的问题，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本次讲座由我院博士生导师刘涛教授主持。

【图注】朱春阳，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CSSCI期刊《新闻大学》常务副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影视产业国际竞争力、传媒产业政策比较研究、政府公共传播等。

媒介融合：两个关键词与一个大背景

在讲座开场，朱春阳教授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作为切入口。《指导意见》指出，要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从上述信息得出, 未来我国媒介融合发展的目标集中在新型主流媒体和现代传播体系这两个关键词上。

朱春阳教授认为，这次《指导意见》的出台是国家对互联网时代官民两个舆论场冲突问题的解决方案，也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理念的回应。政府职能由权力型向功能服务型转变，而作为政府与多元利益主体间的协调与沟通机制，官方媒介机构若不能打通官方与民间两个舆论场, 促成共识, 将会大大提升国家治理成本，降低改革实施效率。因此，官方媒介机构应顺应时代发展，加快推进新型主流媒体的建设进程，实现从过去一家独大的“独白”到“对话”的艰难转型。

案例分享：当代中国社会冲突中的公共传播困境

背景介绍后，朱春阳教授和同学们分享了有代表性的危机传播案例。无论是“706北京地铁电梯逆行事件”，还是抚州爆炸事件，地方官媒均未在第一时间做出有效的新闻报道。朱教授认为，这是由于传统媒体受过去传播理念的影响，希望通过媒体放大正面信息、回避并抑制负面信息，从而降低因为负面信息暴露产生的社会冲突。而在互联网时代，官媒掩盖的负面消息会在网络空间广泛讨论，并迅速发酵放大，反而更多时候是业余的网民在围观的过程中指导专业记者如何报道。

那么媒体记者的价值何在？“媒体记者应出现在社会变动的第一现场，这种游离于冲突现场，不作为的行为，使官媒完全没有发挥自身舆论引导的功能。”朱春阳教授认为，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公众的广泛参与形成了官方与民间两个舆论场关于真实与效率的竞争。互联网自身的技术优势，本身就加重了官方主流媒体舆论引导的压力；而专业媒体机构在重大社会冲突前的失声和回避，更加削弱了其职能的实现，导致当代中国社会冲突中的公共传播困境。

面向未来：如何打造新型主流媒体

回到最开始提出的问题——在媒介融合时代，如何打造新型主流媒体？朱春阳教授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首先职业记者要回归记者的本职身份，做社会冲突第一现场的沟通者。优先通过网络发布新闻报道，抢占新闻第一现场；同时要顺应受众阅读习惯，确保新媒体人力资源在媒介机构中占比绝对领先。

保证线上线下舆论引导的一致性。朱春阳教授认为，舆论引导的一致性包括事实层面一致性与观点层面一致性两个方面。党报把事实讲清楚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履行舆论引导职能，确保在面对冲突、危机报道时，议程控制权掌握在官方手上。

积累用户池。通过分享腾讯从“丛林法则”向“天空法则”的转型经验，朱教授指出，互联网思维强调“开放性”、“用户至上”、“消费主导”。传统媒体应改变过去传者主导框架下对用户视而不见的融合思路，基于提升用户满意度进行创新改造。

跻身“两微一端”主渠道。只有真正融入互联网生态内部，才能熟悉互联网新闻的运作机制，及时带回传播现场的一手信息。结合实施“白蚁战略”与“大象支持战略”，使自上而下的资源与自下而上的创新相结合。配合创新激励的制度驱动，采用80、90后互联网“原住民”团队合作创业的形式，寻找新型主流媒体创新的突破点。

整个讲座，朱春阳教授不仅借助有代表性的案例数据，帮助同学们理解打造新型主流媒体的紧迫性，也借助风趣幽默的段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人风格。结束环节，我院博士生导师曾一果教授对讲座做了总结。指出当今媒介融合，既需要新闻专业主义弘扬主流价值观，也需要技术升级完善用户体验。厘清传统主流媒体向新型主流媒体转型的历史脉络，对把握媒介转型至关重要。

（文图/陈艾媛 王逸楠，主持：刘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