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下午，陶东风教授做客暨南大学郁文报告厅，与新传学子分享他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流行歌曲的传播与接受的考察情况。陶教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广州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和《广州大学学报》主编。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陶教授是国内最早开展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长期关注中国当代的文艺生产和文化现象。

陶教授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众文化发展时期称之为发生期，这一时期处于国家改革开放初期，知识分子诉求新启蒙文化，开始反思极左“革命文化”。而当时的群众文化以高度政治化的革命歌曲和样板戏为主，人们的物质与世俗欲望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陶教授认为这一时期出现的以邓丽君歌曲为代表的流行文化是另一种社会启蒙，追求人性的解放与复苏。他将邓丽君歌曲从港、台湾传播至大陆的历程为研究个案，论述了这一时期中国大陆流行文化的传播方式与接受心理。陶教授说，粤港澳地区是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前沿和发生地，新时期最早的大众文化在这里发生的事实，决定了此地最适合进行文化研究本土化实践，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一套不同于西方，特别是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和方法。

陶教授总结转型时期的流行歌曲有三种传播方式：一是通过收听境外电台；二是通过文化走私收听，例如购买走私的录音带或录像带收听；三是通过涉外宾馆举办的音乐茶座播放流行歌曲。接着，陶教授说明了流行歌曲的传播语境与接受效应。他举例一些知名作家，例如叶匡政、阿城等人收听邓丽君歌曲后的切身感受来说明当时流行音乐所引发的震撼感，他们认为流行音乐让其如沐春风般，抚慰他们干涸、焦渴的内心，这些青年人认为自己体验到了这一“靡靡之音”的美妙感受。陶教授说，我们可以从他们收听流行音乐时进行的激烈思想斗争中看出当时革命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博弈语境。在一个从文革至后文革的特殊年代，私人感情的宣泄、私人领域的回归与公共领域的重建、公民身份的重建同时进行，私人的回归具有公共的意义，情感的宣泄具有理性的维度，因此才能理解邓丽君温软的靡靡之音具有惊人的解放力量。

正是在这一历史与文化语境中，陶教授认为我们不能单独撇开当时的历史情境机械套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主张，他主张我们需要重新建构中国本土的大众文化研究范式。他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了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流行音乐在中国特殊历史情境下所发挥的作用与意义：阿多诺批判的大众文化和传媒工业是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体化成熟经济生产体系之上，而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历史现实语境中，中国大众文化正处于世俗化、商业化、市场化的基础发展时期。所以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显然不适合用来分析当时中国的大陆文化。因为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所面对的政治文化权力格局不同。

其次，阿多诺对西方大众文化的定位标准与当时中国历史语境下大众文化的标准模式不同，以及阿多诺是将大众文化与精英艺术进行对比，然而在中国语境中，大众文化的参照对象是革命文化，当时中国大陆本土当时完全没有自己集约化的大众文化生产和传播部门，所以邓丽君歌曲进入大陆语境后，其传播和接受环境也极大地去标准化和模式化，而邓丽君的流行音乐及其所代表的大众文化恰恰是反标准化的。最后，阿多诺对流行音乐听众接受经验的分析与中国大陆发生期大众流行歌曲的经验格格不入。阿多诺认为西方流行音乐的听众具有“心神涣散”“漫不经心”等听觉退化的现象。然而，对比中国大众收听流行音乐后的反应与感受后，与阿多诺提出的相关理论极不符合。陶教授以约翰·菲斯克学者的观点作为论证指出，法兰克福学派和20世纪70年代意识形态批判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虽然约翰·菲斯克看到了受众和接受的复杂性、主动性和反抗性，但我们却同样不能照搬至中国发生期的大众文化研究中。

讲座末尾，陶教授从布罗斯基的《悲伤与理智》一书中得到了这样的启示：在其他从革命到后革命的转型国家中，西方大众文化曾经发挥了与邓丽君流行歌曲极为类似的作用。《悲伤与理智》一书中讲述了二战结束后，苏联缴获的好莱坞电影作品的流行对斯大林体制的影响。根据以上论证，陶教授指出，西方以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现代主义为主要代表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和方法，与中国本土的大众文化实践，特别是 70—80 年代之交的发生期大众文化实践，存在相当程度的脱节和错位。西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诞生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回应西方大众社会的文化问题而产生的，其诞生语境、问题意识、价值取向和批判目标等等，都与中国的大众文化存在错位。陶教授以邓丽君歌曲的流行个案研究强调我们需要走出机械套用西方理论的路子，要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看待文化工业的意义，结合具体的历史情境进行个案研究。中国本土大众文化的创新想要有所突破，需要将文化研究与历史情境相连接，回到发生现场，在现实关怀与历史眼光下探究文化研究的本土化出路。

（文/图 戴甜甜 郭思琦，主持：刘涛、曾一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