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化理论：具身性、物质性和话语形态的断裂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胡翼青教授做客“暨南云讲坛”

2020年4月10日下午14：30，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暨南云讲坛”在线讲座第三场如期举办，本次在线讲座有幸邀请到了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胡翼青教授，胡翼青教授题为《媒介化理论：具身性、物质性和话语形态的断裂》的学术讲座人气火爆，线上人数一度超过预期可容纳最大范围。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涛教授主持了本场讲座。

“媒介化”近年来成为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概念，胡翼青教授认为该研究领域有两大派别，即制度分析传统和互动分析传统，无法准确地描述“媒介化”的内涵以及媒介化之后的社会，媒介化理论在新的发展阶段陷入了困境。因此，胡翼青教授就媒介化理论以及具身性、物质性和话语形态的断裂三个层面向同学们分享了媒介化理论的起点、结构和困境，以及对媒介化研究该如何展开提出了独到地学术见解。

一、基本概念及其逻辑

媒介化的概念形形色色，媒介化概念最早登陆中国的版本之一是源自中国传媒大学陈卫星教授翻译的德布雷所著的《普通媒介学教程》，媒介学意义上的“媒介域”“媒介化”实质上是指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观念通过媒介实在化、显现化形成社会力量的过程。胡翼青教授指出，彼时的媒介化与当今的媒介化概念由较大的差异，传播学者施蒂格·夏瓦所说的“媒介化”实际上是中介化（midiation），仍然是在效果研究范式的框架下作出的界定。夏瓦在中介化（midiation）和媒介化（midiatization）两个概念作出了区分，前者早在文化研究中就屡屡出现，在媒介融合过程中传统媒体发生了再造（remidiation），后者则是夏瓦作出的新尝试，是对前者的包含和超越，媒介对社会的改造以透明化的方式合理地弥散在整个社会的运作之中，其存在会引起文化与社会的剧烈变革，因此媒介与社会互动研究的整体范式使得媒介化（midiatization）有了更大的研究范围。

接下来，胡翼青老师介绍了题中所标出的三个重要概念：具身性（行动）、物质性（结构）和话语形态（历史）的断裂，它们都是媒介化最重要的当代特征，通过这三个概念来透视媒介化理论的存在。

其一，具身性。这里所提的具身性仅仅在社会学化的概念中，即具身的媒介性，当媒介的边界被元技术打破后，身体成为了拥有一个世界的普遍媒介。

其二，物质性。探讨技术与元（meta）技术怎样以透明的方式渗透到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

其三，话语形态的断裂。通过不同时代的话语方式和文化框架的视角来观察媒介化。新媒体带来了速度的改变，相继产生了时间、空间的变革。

二、媒介化理论的起点、结构与困境

前述中提到传播学者施蒂格·夏瓦想要建立中层理论新范式的野心，即媒介与社会相互建构的理论范式，中介化（midiation）被包含和超越在媒介化（midiatization）中。那么夏瓦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一个统一的媒介逻辑能够发挥建构、影响、渗透社会的力量？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每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技术不一样，其所带来的媒介逻辑也就各不相同。

第二个问题则是方法论。有没有一个方法论既可以使媒介化理论不走技术哲学的形而上路径，又避免沦落到经验主义的应用层面？胡翼青教授引入尼克·库尔德利的话：“这种媒介理论没有一个得心应手的名称，所以请允许我用一个略显笨拙的名字：社会取向的媒介理论。”这也就指明了方法论问题的发展方向，即与社会学领域的贴近。中层理论的起点在于反对抽象经验主义的路径、反对媒介理论单数的技术哲学路径。夏瓦提出制度主义似乎成为了粘合宏大理论和微观理论的一条路径。

中层理论的两种代表性路径分别为：角色路径和制度路径，与之相对应的互动学派和制度学派由此诞生。胡翼青教授指出，两种路径尽管都被认为是中层理论，但其所探究的似乎大相径庭，前者更多是在探讨人类日常社会交往中的角色互动怎样受到数字媒介的影响，而后者可能更多涉及到媒介制度如何影响到社会的宏观权力，现有制度间的相互制约和博弈来改造现实社会。针对此种困境，胡翼青教授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中层理论”像是浮在极地中相距千万里的冰山，媒介化理论自此陷入半停滞状态。

三、媒介化研究该如何展开

在第三部分中，胡翼青教授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如何从具身性（行动）、物质性（结构）和话语形态（历史）的层面去讨论媒介化。

其一，媒介融合使得大众传播中的受众个体变成了传播的中心节点，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交汇在一起，我们的身体成为了勾连全世界的媒介，也就是具身的媒介性。胡翼青老师举例道，李佳琦就是典型的由行动者引发的媒介化，这样的直播带货使得受众和网红之间的关系变得模糊、暧昧，缺乏品位的民粹主义时尚（时狂）正在成为时尚的另一种形态。这与齐美尔当年分析城市化带来的自我标榜的传统时尚有了一些出入，符号价值让位于社交价值。

其二，传统媒体则需要将渠道管控起来获得垄断权，而新媒体需要渠道融合来整合更多的流量资源，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媒介逻辑。元技术（meta technology ）的改变必然会引起原有传播关系的改变，当大众传播受到新媒体传播的直接威胁时，大众传媒的物质性被摧毁，因此陷入了再媒介化（remediation）的境地。胡教授特别强调，唯物主义并不是要把自己变得市井化、庸俗化和实体化，唯物主义是要求我们看到不和人之间发生关系的过程当中，意义是怎样附着在物质性的特征上。

其三，胡翼青教授引用道：“当媒介嵌入了广义的文化和社会过程时，紧张和矛盾随即发生”，不同框架下的话语形态需要辩证地看待，如在战争框架下的谣言应属于话语争斗的武器，同样，在公共危机事件中，高速运转的媒介会不断生成新的时间和空间观念框架，造成日常生活框架和危机事件框架的断裂。从历史中看，话语网络1800（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中期欧洲人的话语体系）不同于此前的话语网络，而它又与话语网络1900之间也存在着重大的差异，作为元技术的媒介则是话语断裂背后的历史动因。这就要求我们对于社会的一些框架性变动有更敏感的认知。

最后，胡翼青教授谈到了对媒介化寄予的厚望，即媒介化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关注到社会的事件框架和头脑的认知框架之间的媒介化联结，是发现问题的重要方法论。

在随后的互动环节中，胡翼青教授耐心细致地回答了我院师生提到的诸多问题，其中不乏专业性问题和对现阶段研究的方法论方面的困惑。第三场“暨南云讲坛”在我院师生热烈的云掌声中进入了尾声，爆满的会议室说明，汹涌的疫情和空间距离阻挡不了大家追求学术的热忱。

（杜紫薇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