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引发的十个传播学话题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刘海龙教授做客“暨南云讲座”

【编者按】5月8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新闻界》杂志主编刘海龙教授应邀做客第期“暨南云讲坛”，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师生作题为《新冠疫情引发的十个传播学话题》的“云讲座”，来自全国各地2000余名师生参加了讲座。本次讲座由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刘涛教授担任学术主持。

新冠肺炎在全球肆虐，后疫情时代似乎已经来临，刘海龙教授从病毒理解传播，对新媒体时代传播研究阐发了新的思考、提出了新的问题：疫情成为人类文明的阴影，却部分改善了自然环境，如何改变看待世界的方式？如何看待媒介化社会的加剧使得离身办公成为现实？世界对中国的他者化、去中国化与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的对冲如何应对？刘海龙教授以“新冠疫情引发的十个传播学话题”为主题供同学们从传播学的视角打开了思想的新纬度。

一、病毒传播对“传播”哲学的启示

1、传播

刘海龙教授认为病毒传播逻辑虽与人际传播有较大差异，但随着信息和物质的二元对立不断被平台性媒体打破，若将传播物质性作为考察重点，则可以在信息传播和物质性传播中看到一般传播概念的存在，以修正狭隘的传播概念。对比来看，人际传播以理解为目标，建立双向互惠的关系，传播的双方互为主体和他者，通过传播消除不确定性。而免疫系统对病毒的误判是病毒传播的基础，病毒的传播是单向剥削的过程，是直接诉诸于物质的暴力征服，病毒对于他者是完全否定的，宿主被复制后即成为自身的传播媒介。反观人类传播，似乎并不只是仅有信息传播一种逻辑，刘海龙教授以“标题党”为例指出：“标题党”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传播效率极高，类似病毒传播的模式，对传统信息传播提出了挑战。

 图表1刘海龙教授讲座课件

2、网络

病毒传播自有其动态创建的社会行动者网络，口罩、飞沫、交通工具、医院等具有公共性的物都会成为动态连接的节点，在这里，网络与连接更为重要。刘海龙教授强调，作为媒介的大众传播或许会衰落，但大众传播一定不会消失，只是其重点可能会因此而转向连接。从病毒的传播路径可以看到，越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生物所面临的病毒库则越为复杂，连接在病毒跨地区的传播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中，病毒的流动方向和文明之间存在隐喻关系，原始的生活方式可能会使得原本存在于大自然中的病毒进入到人类社会中。

3、媒介

不同的媒介观会导致不同的防疫体系，刘海龙教授将看待媒介的方式分为两种理想模型：人作为媒介、病毒作为媒介。前者，人是载体、病毒是内容，以人为媒的传统使得媒介成为积极角色，所传达的观念是控制人的行动才能控制疫情，因此形成了无差别的居家监控网格化管理，其中还涉及了全景监控和大数据治理，但这样的进路会产生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制度性困境。后者，病毒是载体、RNA中的遗传信息的内容，将媒介看作是工具带来的理念是控制病毒传播才能控制疫情，有差别地迅速监测甄别，对病毒携带者进行精准监控，但也会带来一些困境，如果错漏病毒携带者则会破坏整个防控的结果。因此，对于个体自由和集体生命安全的制度性困境成为了许多国家热烈讨论的现实问题。当然，这两种理解病毒的进路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当病毒携带者确定时，人成为了病毒的载体，刘教授引用麦克卢汉说，这是“一个媒介成为另一个媒介的内容”。

4、铭刻媒介

刘海龙教授认为，病毒不仅是转录媒体（transcription media），同时也是铭刻媒体（inscription media），身体与集体记忆则会留下铭刻的痕迹。其中，接种的方式产生免疫就会造成牺牲的存在，刘海龙教授引用阿甘本提出的“赤裸生命/人牲”（bare life/naked life）的概念来阐明对此次疫情的思考，我们应该允许目睹或是经历死亡的人留下自己的故事，在文化中获得免疫。刘教授也特别强调，病毒（virus）一词自出现即具有“毁灭”和“创造”两层意思，“创造”意为警醒未来的生命避免同样的灾难。

二、病毒的隐喻和病毒作为隐喻

如莱考夫和约翰逊所说，隐喻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同样，病毒也包含隐喻，会引发他者对病毒及与病毒相关的人的看法，这样的他者隐喻在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如西方人总将“新东方主义”的隐喻与文明、制度相挂钩。另一个重要的是战争隐喻，及其例外状态的常态化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感，类似“信息传染”（infodemic）的出现则会进一步加剧言论环境的恶化。

三、离身的媒介化社会与在线生活

离身的生活方式为如何修正媒介化社会提供了实地实验，刘海龙教授认为在线教育实际上更加平等，网络提供了多声道的实时反馈。当然，离身的生活方式也对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网络、平台、物流与支付的配套参与是实现在线生活的重要保证，另一方面也会涉及到诸如教育机构、零售行业的媒介化转型。

四、具身的居家隔离与媒介化的家庭传播

疫情期间许多人在家大展厨艺、做清洁、带孩子，似乎成为了学者Christian Fuchs所说的家庭主妇化（housewifization）的典型代表。家庭内部关系、角色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如何处理家庭成员相处的辩证关系，以及媒介对空间感的影响等都成为了可以研讨的话题。

五、信息总体战、例外状态与民主：疫情中的信息传播自由与审查

战争状态下，民主、自由等价值观会被暂时悬置。未来一段时间将长期使用的口罩、健康码成为了例外状态的常态化，疫情中“战役”的隐喻使得战争与正常状态的界限模糊。刘海龙教授就防疫和信息审查的逻辑关系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信息的自由会促进还是抑制防疫工作的开展？生命的安全与自由是否呈对立状态？例外状态的常态化是否会以其他类似公共安全的名义征用个人隐私？

六、新闻报道中的伦理问题

旧题新议，疫情下新闻报道的伦理问题被凸显出来，刘海龙教授借新华社记者廖君引发的争议来讨论关于通稿、内参、事实核查的问题。关于如何评价新闻媒体在此次疫情报道中的表现，刘教授认为应该区分来看，当下新闻报道环境不太友好，调查记者数量少，深度报道数量少但质量较高，媒体的表现不可一概而论，如果没有新闻报道该如何保证公共安全值得公众深思。

七、数据监控与透明全景监狱

媒介化社会背景下，传统的视觉监控转向数据监控，主动曝露个人信息造成的自我监控与自我剥削的透明全景监狱，可能会出现韩炳哲所谈到的从生命政治到精神政治的监控，刘海龙教授就此阐发了生命（公共）安全与隐私权之间的博弈关系：使用新的技术需要让渡自己的隐私权，不使用则可能被排除在社会边缘。

八、社会与舆论场的分裂

刘海龙教授谈到，此次疫情可以看到一些突破原有思维框架的现象，如舆论场的对立主体多元且复杂，其中几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媒体在舆论场中反映还是引导意识形态，舆论场的“分裂”是否本就属于正常现象。在他看来，存在差异应当是常态化的，不同意见的阐发是健康社会中必要的制衡机制。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疫情中看到的“分裂”是否真的存在，其测量维度如何确定？社交媒体使得一些问题的可见性增加，媒体的数字监察（Digital Vigilantism）不断对主体进行塑造，另一方面，可见性也正在加剧社会的分化。

九、社会距离与社会信任

与前述相符，无差别的网格化管理意味着每个人都是潜在的病毒携带者，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随之而来的是群体歧视与排斥，甚至引发暴力冲突。刘海龙教授提出，文化干预和疏解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以缓解极端隔离环境下对社会造成的伤害。

十、民族主义、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中的合作与对抗

刘海龙讲授讲到疫情中显现出了需要值得探讨的问题，其中，民族主义情绪被市场广泛利用无形中会加剧中国和世界的对抗，其中存在一个话语陷阱：中国和世界似乎是对立的。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他提到，我们需要摒弃这样的隐喻，思考如何将中国看作世界的一部分，以全球化的眼光看待世界。

随后，刘海龙教授就同学们提出的“数据新闻如何更好介入疫情报道？”“如何讲述疫情故事？”“如何辨析rumour/fake news/false news/misinformation？”等诸多问题进行详细解答。

最后，刘涛对本次讲座的十个议题逐一进行思考和总结，他认为想象力的打开不仅基于实践，也通过其他学科知识加深对传播的理解，病毒传播对传播观念的启发和拓展十分有意义。另外，刘涛教授谈到了病毒隐喻、战时状态下的生活秩序、居家生活对女性社会参与、对陌生事物抱有开放姿态、数字监控等都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本次讲座在2000余名全国各地同学们的一片“云掌声”中结束，大家在十个议题的逐层展开中不断加深了对后疫情时代的反思。

（杜紫薇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