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终可“识别”——人工智能时代人类主体性问题发思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导师吴飞教授做客“暨南云讲坛”
2020年4月17日，浙江大学公共外交与战略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全球传播与公共外交专业委员会会长、博士生导师吴飞教授应邀来到“暨南云讲坛”，通过腾讯会议的在线方式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师生做题为《人心终可“识别”——人工智能时代人类主体性问题发思》的“云讲座”，讲座受到了暨南大学的博士生、硕士生以及来自全国各地300名师生的热烈欢迎，讲座开始前腾讯在线会议室便早早爆满。本次讲座由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晏青副教授主持，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刘涛教授、暨南大学新媒体文化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曾一果教授、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张建敏副教授等也参与了讲座。
讲座伊始，吴教授从读心术谈起，他指出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类，自古以来便渴求能够清晰且准确地了解他人的意图与情绪，从吉普赛人的玻璃球到中国各种不同的算法，人们为了达到“心连心”的境界做出了孜孜不倦的努力。但与之相矛盾的是，人类的悲剧性便在于社会化进程是一个“去真的过程”。“求真”与“去真”的矛盾始终伴随着人的生活，即使在今天的后真相时代，也并不意味着人们对真相的不在意，相反，人们对真相的渴求更进一步。
由于人类行为的展演性特征，每一个人通过语言来表达的信息只占到信息交流的不到10%，如何在语言维度之外了解其他的非语言信息表达，就需要通过观察和测量心智的方式进行解读。吴教授回顾了对心智解读的两个路径：一是通过观察人的外显性行为，来推测他人的心理状态的传统研究路径。他以中国古典作品《鬼谷子》为例，认为该作品展示了中国传统的读心术，这种准科学“读心术”不需要通过仪器设备手段，只需要通过观察他人的眼睛、表情、动作、行为和肢体语言等外显性行为，便能在行为上推测个人的心智活动与意图行为，有着实际操作的意义；而现代研究路径则是通过各种非侵入式的科学手段来测量人的脑部的活动，进而分析人类意识体验的“读心术”。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则带来了一种新的心智解读可能性，即传统的方式和现代的科学手段勾连起来，无需借助观察，也无需笨重的机器设备，通过小型智能终端便可以判断他人的行为。例如美国康奈尔大学开发的“读心术”机器人和沙特公民机器人索菲亚，均体现了人工智能时代科学技术正在努力发展“读心术”。
人心可以“识别”么？
围绕“人心可以识别么？”这一问题，吴教授从“人的心智及其的机理”“算法与智能的发展脉络”两个角度进行了解读。
吴教授首先回顾了心智产生的历史及其机理，他指出，作为人和其他生命形态区分开来的重要标志，心智既包括人的认识、判断、思维等的意识活动，也包含人的情感和情绪活动。人的心智首先是自然进化的结果，是由人类祖先在解决生存问题的进程中“自然选择”出来的 ；其次，心智是一种信息方式，心智进化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复制最大数量的基因，而基因创造了心智；再者，人类一直在探索破解自身的密码，并且已经找到了越来越科学的方式和测量工具来测量心智；最后，人的意识的活动并不是纯粹的精神活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身体维度在信息传播中发挥的作用。
随后，吴教授分析了智能、算法与全息连接带来的新的可能性。在“阿尔法狗”与柯洁的围棋大战后，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能力得到了社会各界强烈的关注。尽管人们对机器人的“深度学习”看法不一，但不可否认，智能技术、算法进步确实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了帮助。在此维度之外，吴教授强调物联网大数据的存储和数据的挖掘技术的重要性，他以5G技术为例，指出当5G技术向着6G技术发展时，“信息随心至，万物触手及”到“一念天地，万物随心”也有可能很快成为现实。
在吴教授看来，目前基于人工智能的读心术已经可以做到“识图看脸”“辨音释义”“通心会意”“情绪感知”“脑波探测”，不仅可以对面部特征、话语进行识别，更能对表情、梦境、脑神经运动进行解读，甚至可以为失去语言功能者重构交流之桥，在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实践。无疑，人工智能越来越有能力“识别”人心，但吴教授认为，这并不意味机器真正拥有了思维和准确的情绪感知能力，现有的人工智能主要在神经层级的心智、心理层级的心智、语言层级的心智发挥作用，而思维和文化层级上的心智解读上仍然受限，是一种“弱人工智能”。
吴教授特别强调，如何看待人工智能识别需要以辩证眼光对待：一方面，人工智能识别提供了一种以“科学的方式”让不能表达者展现他们的想法和观点；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确实也带来了伦理问题，通过监控人的行为甚至内心活动，它让人“无处可逃”，彻底失去个人隐私。
人的主体性问题
吴教授从古希腊的词汇开始，再谈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生活的解读，指出早期的人们只是将自己看作“活着的生命”，忽视了主体性问题。随着人类社会经历“文艺复兴”“理性主义”“启蒙运动”“科学革命”的发展，人类精神文明也发生了异化。从神的控制中解脱出来的人类自身主体性不断加强，并开始超越神而视自己为万物的灵长、世界的主宰者。但在今天，这种关系面临着逆转的可能性，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推进使得人可能会重新失去自己的主体性地位，返回到原来的客体性。
现代社会以来的人是“万物的主宰者”，但当人类走出“自我中心”之后，又遭遇了机器智能的挑战，当人的身体和物的区别逐渐模糊时，如何看待人的主体性，就变得非常紧要。吴教授指出人的主体性有两个向度：外向度和内向度。“外向度”指主体对外处理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强调的是人和自然界的这个关系问题；“内向度”则强调反身建构自己的主体意识，提高自己的自主主体能力的过程。人类对自身意识的认识一直受到“灵魂的传统”与“现代科学”两个因素的影响，从哲学和科学层面对意识进行的探索可以意识归为“意识的质”“意识的内容”“意识的物质基础”三个层次，目前的人工智能都是在意识的物质基础上进行的探索，是对意识内容或者意识形式的“仿真”，尚未触及到人的意识、主观性和感受性的问题，也就是说，还没有根本意义上触及到人的主体性问题，而这也必然成为未来的人工智能进一步探索和突破的地方。
人工智能时代人的主体性反思
围绕人工智能时代“人的主体性”的反思，吴教授认为，人们对科学技术进步依赖程度的加深，可能对人类本身造成严重的打击，人的主体性在离开计算机和芯片之后变得不再重要。技术的进步对人的主体性产生了非常大的障碍：我们在制造技术的同时又被技术所驱动。正如芒福德所言，技术更像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让我们增强了能力，另外一个方面又让我们受到了更多的控制。吴教授还以媒体运作发生的变化为例，指出随着技术的发展，新闻、传播的定义都发生了大的变化，从“受众”到“用户”的转变正是由技术的变化带来的结果，技术变化还让人们不得不反思重新新闻写作的生产性问题。
吴教授乐观地认为，在未来社会里，从人的心智发展的机制、云端的数据以及智能算法这几个不同的维度来看，智能机器识别人心是可以实现的。当然，吴教授认为技术进步背后的驱动力亦是颇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方面是官方的制度性的许可推动着技术的使用和发展；一方面是商业机构盈利的动机也在推动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最大的驱动力则源于人类探索的好奇心，这几条路径共同推动着技术发展。吴教授认为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警惕的是，人工智能等技术“识别”人心的效用仍然是两面的——一方面它可以为身体不健全的人来进行治疗，参与社会治理；另一方面也需要防止他们对人本身的侵害，避免人工智能使用公开的数据操纵和控制他人心理和观点。
最后，吴教授借用尼采对“重估一切价值”的疾呼，鼓励大家一起面对人工智能时代这一重大的历史转型期，并从这一历史转型期处罚，重估人本身的存在价值，认真思考人的主体性，以及人与技术如何相处等问题。
围绕“人工智能时代人类主体性问题”，吴飞教授结合案例娓娓道来，为在场来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以及全国各地近三百名师生做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学术分享，参与聆听的师生们都表示获益匪浅。在提问环节，大家积极踊跃发言，围绕“6G”“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闻生产”“人和机器应该如何相处”等问题与吴教授进行了进一步交流探讨。吴教授表示，尽管后人类社会出现的“赛博人”会成为一种“新的人格”。“赛博人”的出现势必对未来社会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主体性造成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当然，吴教授乐观地认为，人类也可以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和转换的作用，因而对未来即将出现的一切也毋需过分担忧。
（肖潇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