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铭泽，出生于1956年，湖南岳阳人，暨南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本科和研究生毕业于湘潭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和法学硕士学位；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法学(新闻学)博士学位。先后在湘潭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广州师范学院、暨南大学任教，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第一任院长。曾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广东省新闻学会副会长等。学术代表著作为《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新闻传播学》《〈向导〉周报研究》《新时期广东报业发展研究》等，先后结集出版个人作品《新闻细语》《兴稼细语》《兴稼诗文》。
（蔡铭泽教授 摄于暨南大学第二文科楼509室 2020年11月30日）
一、学术研究与著作
谈到所有著作中最满意的一部，蔡老师给出的答案，是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我在北京上博士的时候资金缺乏，会有人找你做编书写文章之类的工作，但我没有去，一门心思搞学问。”而且“方（汉奇）老师支持我选这个题目后，也没有说你要怎么搞，我就天天骑着一辆破单车，从人民大学到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中间大概有3到5里路吧，去那里看旧报纸。”至于研究资料，蔡老师很有心得，“旧报纸属于文物不让看，尤其是《中央日报》（国民党的党报）是反动报纸，更不让看了。不过有微缩胶卷，在机器上面摇啊摇能看到内容，从1928年创刊到1949年停刊，我都看了。”他花费了很多功夫，来搜集资料。“当时不能复印，我就只能手抄，抄了有八十多万字吧，大概有四五本笔记，这样的功夫花了一年多。”“和图书管理员也都混熟了，中午饿了也不回去吃饭，就吃一个面包，喝一瓶热水，一天就坚持下来了。当时北京空气很干燥，长期这样，搞得眼睛充血、口干舌燥的，但也不觉得艰苦，反而乐在其中，报纸事件背后的人、事、管理制度，也都尽量详细地搞清楚。”蔡老师回忆到。
那么，为什么选择研究国民党报纸呢？“当时研究这个问题要有一定胆量。虽然可能不像现在的研究那么多量化实证，但就是下死功夫、史料扎实，言必有据、言之有理，每说一句话一个数字，都有来源。”“还有一个，就是观点敢于实事求是，是就是，非则非。虽然国民党和共产党长期作斗争，但其中也有几次国共合作，那么新闻界也是有合作的。既要看到双方的斗争，也要看到双方的共同点，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国的党、都是中国面临的问题，是有相通之处的。”“对于国民党和他的报人，我都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既符合实际、也不和现实社会矛盾，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对这份研究都是认可的。”
关于这部著作，蔡老师评价到：“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台湾也再版了，美国斯坦福大学也都有收藏。在当时填补了国民党党报研究这方面的空白，具有唯一性，目前来讲，在海内外也没有替代品。可能到现在为止，人大的博士论文也还是我的最厚，因为全是手写的。”“当时一天就是吃饭睡觉写论文这三件事。我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做事很认真，全身心地投入，不管是搞行政、学术、还是艺术，都是这样。”
除此之外，蔡老师还谈到了其他著作：“《<向导>周报研究》（蔡老师的硕士论文）也是如此（实事求是），很多隐晦的表达我都做了考究，一般硕士论文发表成书的不多，本科时就在学报上发表文章的也不多（那时候在学报发表文章很难）。”“我从广州师院到暨大，中间有半年空档期。我那时候觉得，哎呀真舒服，天天骑着一辆破单车去广州图书馆看书看报，穿着一件长衫走街过巷，飘飘荡荡，早出晚归，非常舒服。”“我那时候看什么呢？看南方日报，从1976年毛泽东逝世开始看起，也写了好几个本子，才有了《新时期广东报业发展研究》这本著作。后来因为当了系主任，状态就中断了，可惜了。”谈及此，蔡老师笑了笑。
由学术著作联系到之前谈的学院行政工作问题，蔡老师认为“做学问和做行政不矛盾，如果说一个人没有行政管理的经验，很多社会的真谛他发现不了；但如果说一个人官迷心窍，只为做官升迁，这样的人也很可悲，他同样不能发现很多人生和社会的奥妙所在。”“我做了十三年行政管理，也没有荒废我的学术研究，因为我善于总结，把行政工作经验总结起来和学术挂钩，把实践和理论结合起来。”
二、课堂教学与学生教育
谈到课堂教学，蔡老师首先肯定了学校的优良传统。“教授为本科生上课，是暨大优良传统，要继续发扬。我们（新传）院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媒介联系紧密。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的课我都上过，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本科生的课，一个学校出不出人才，不看他的高层次学生，而是本科生。”
关于30多年课堂教学的体会，蔡老师直言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但也有一些感悟。“首先，上课有激情，想上课，我上课是三节课连上，不上厕所也不喝水。再一个，要敢于离开教材，教材学生都有，可以自己看，课堂要讲大量的理论和新观点，可能学生一时接受不了，但只要领会了一点就很有收获了。”“第三，要敢于讲新观点，但要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怎么才算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呢？其实只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就不会犯错。”“一个成功的教师，不是说每节课都上得好，每个学生都喜欢你，这不可能。你有几节课上的好，在学生有限的注意力里教授了一个很有意义的理论，那这可能就会影响学生一辈子。”
了解到蔡老师学中共党史出身，加上近年来学生对研究方向的选择，就“学习历史为什么会给人一种很困难或者说很枯燥的感觉”这个问题，蔡老师也给出了自己的回答。“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但又不只是学生的问题，而是和社会风气有关。”“这是一个误区，作为学生来讲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但是学生你也不能责备他。（有人认为）学习历史是一个无用的东西，它不能给你找到工作、不能搞到奖金，甚至不能给你的绩点提高几分。”
但是历史太重要了，为什么？“首先，一个人从小到大就是一部成长的历史，一个家庭必须要搞清楚你的父母是谁，就这么简单。我们的国家、民族历史是怎么发展过来的，在实践发生的顺序中间处于一个什么定位你都搞不清楚的话，基本上丧失了一个人的自觉性。”
另外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两个方面。“一是专业划分得过细，你是学什么的、我是学什么的，太强调专业和身份的挂钩了。（有人认为）学文学的人写文章好，学金融的人可以赚钱，那学历史的人就都是一些教条主义者，太刻板了。一个人的知识，我是主张杂家的，学文学的人不一定能够写出好的文章，我搞新闻的人也可以；学新闻的人也不一定就是新闻，我历史理论什么都可以。过分地专业细分，给人们贴上了标签。”
再一个就是有用和无用之间，社会的认知出现了偏差。“来钱快的，就是对自己有用的；没有直接效果的，就是没用的；实际上不是这样，‘无用之用乃为大用’。有些东西表面没用，但是他可以帮助你安身立命，他会让你的思想、让你的理想，让你的才华得到施展。”
“我写了一首关于赵元任的诗，《兴稼诗文》里抄录得有。赵元任很厉害，又是物理教授、又是数学教授、又是文学教授、又是诗歌教授，又是摄影家，别人就说你怎么这么厉害？他说好玩，就好玩，什么东西都有兴趣。现在我们的人太不会玩了，目标性太强，那些有用的东西把我们创造的思想火花和天真的灵感全部扼杀了。我觉得这不仅是一个学生的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
三、临退状态与生活志趣
谈到当下的状态和生活，蔡老师讲起来滔滔不绝。“我是一个不那么安于现状的人，学问搞了一点、文章写了一点、行政管理也做了一点，现在就是转型到了诗文书法这方面。”
当问及为什么喜欢书法以及有何感悟时，蔡老师感叹道：“中国文字博大精深、玄妙莫测、千变万化，可以化为绚丽的篇章。”“这种篇章天地之间或许本身是有、本身是没有的，因为有了文字，经过对文字的运用，很多美好的东西从无到有、从阴到阳，大家喜欢、大家反思、大家提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工作。虽然我可能赶不上专门的文字学家，但我现在对文字的把握和运用到了比较自如的地步。”“新闻记者是干什么的？就是用文字、用图像来表达世界嘛，文字可以帮助我们把心中美好的东西表达出来。”
“在练习书法的过程中，我总结了三句话。一是精选名贴，练字一定要临摹名帖；二是忠于所事，不能像猴子掰包谷一样边掰边丢，要从一而终；三是痛下苦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心无所求，方有所成。这句话很重要，做事不要总想求得一个结果，认真去做就是了。我不要想出名、不要想得利，乃有所成。”“至于怎么把字写好？我有三句话，一是横平竖直，解决书法结构问题，字要经得起细看，其中学问很多，不仅是字要端正，也与人性和社会是相通的，做人要行的稳坐得正，社会的司法也要公正；二是下笔重奇巧，属于力度问题，一个字写得好，下笔一定要有力度，做事也是这样，轻重有度；第三句话，弧行天下，解决秀美问题，所有的横竖撇捺，不是走的直线，而是走的弧线，要有起承转合，让笔画的变化消弭于无形之中。学各种不同的字体要有不同的风格。”“又端正又刚健又秀美，这样的字不好才怪呢。”蔡老师用手在办公桌上一笔一划模仿着，说话语气听起来亦庄亦谐，十分令人回味。
写诗也是蔡老师如今的兴趣之一，“目前为止，我写了1000多首诗歌，也不管写得好不好，就是敢写。”谈到这里，蔡老师用了一句朴素的谚语来比喻自己写诗的过程：“草鞋无样，边打边像。”意思是说，以前的农民没有鞋穿，就自己编织草鞋，但有的人脚大、有的人脚小、有的人脚厚、有的人脚薄，没有什么样子就边打边像。“我的1000多首诗中有的也还可以，就在于敢于实践，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提高，由不懂到懂、由表面到内涵，由内涵到精通。”“我现在的目标，就是想把自己最好的诗文，用精妙的小楷书写，将来有一天用宣纸印制出版，既是思想记录、也是作品，还是一个艺术品。我就这样一本一本地抄、一遍一遍地改，朋友喜欢，就送一本手抄本，很珍贵。”
诗歌方面蔡老师也有三点心得：“我在写诗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奥妙，简单讲讲。一是不怕丑，不要管写得好不好，有想法就敢于写下来，思想的火花一闪而过，如果不抓住就丧失了，无法追溯，要敢于表达。第二，瞎掰，我也不懂什么规矩，就乱来。觉得顺心顺口就写下来，不管那么多，在不懂框架的情况下瞎掰，慢慢掰多了就符合框架（指写诗的平仄韵律等）了。第三，要放飞想象的翅膀，不能看山是山看蚂蚁是蚂蚁，把想表达的东西由具象提高到抽象，由此延伸及彼，由有发散到无，就会具有一种空灵的感觉。”
作为领导，蔡老师可以说自己不为名利，全心投入，团结上下，全力把学院建设好；作为学者，蔡老师引用人大老校长吴玉章讲的“板凳要做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来表达态度；作为诗文书法爱好者，蔡老师认为重要的是“千变万化，全在人心之一端耳”。
访谈最后，蔡老师向我讲解了他新近创作的诗文，名为《斯文雅趣》。蔡老师仔细给我解释了诗中的韵律、用词、含义和情感表达，言辞之间可见其对书法以及诗词的热爱。同时，蔡老师也对我作为访谈者的工作表达了肯定，并勉励我认真专注，精益求精。从这位新闻学领域的前辈身上，我学习到很多。
（蔡教授所书诗文（一））
（蔡教授所书诗文（二））
文 张永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