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路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2021年3月12日晚上19：00，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韦路教授应邀做客第30期“暨南云讲坛”，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师生作了题为《知识沟研究的新方向》的精彩“云讲座”，暨南大学的博士生、硕士生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约300名师生参与了讲座。本次讲座由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支庭荣教授主持。
一、知识沟理论的提出背景与意义
70年代的西方民主社会面临着两大挑战，首先，在知识推动民主体系运行的默认前提下，西方社会公众整体的知识水平尤其是公共事务层面的知识水平很低。其次，这种较低的知识水平在各个群体和阶层中的分布不均。基于两大挑战的背景，明尼苏达的三位教授提出了经典的知识沟假说。因为知识沟理论关注信息、知识以及传播等方面的社会不平等，故而韦路教授称之为传播学中最具社会关怀的理论。
二、经典知识沟假说与四种研究类型
明尼苏达小组对于知识沟假说的原始表述为：“当大众媒体信息在一个社会系统中不断增加的时候，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比地位较低的个体获取这些信息的速度更快，因而导致他们之间的知识沟逐渐扩大而不是缩小。”在上述的假说内容中，有以下几个关键点。首先，假说勾勒了知识沟现象得以发生的前提，即身处“大众媒体信息不断增加”的社会环境。其次，假说强调了“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知沟产生的重要因素。在实际测量中，研究者常以受教育程度来衡量社会经济地位。第三个要点则在于这一过程的影响结果，即“获取信息速度的差异”。
明尼苏达的三位教授除了提出知识沟理论的定义外，还阐释了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信息获取速度的原因。他们认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群阅读理解能力越强、先前储备知识越多、社会关系资源越丰富、越偏向于接触知识含量多的内容以及使用更加精英偏向的媒介，这一系列由社会经济地位衍生出的因素共同导致了不同群体之间知识沟的扩大。
70年代以来，知识沟研究一直在不断丰富和推进。截至2000年左右，有学者依据“个体/集体”（研究的是个体层面还是集体层面）、“主观/客观”（究竟是将知识界定为一种主观建构还是客观存在）这两种分类标准，将三十年内的研究划分成了四种研究类型。其中，集体层面的客观知识沟研究，即经典研究，是占比最重的一类，它关注的是全社会范围里不同群体在客观知识获取上的差异。与之相比，个体层面的客观知识沟研究则聚焦于不同个体之间获取客观知识的速度差异。另外两种类型则分别是个体层面的主观知识沟研究以及集体层面的主观知识沟研究，研究数量占比较少。
三、当前知识沟研究的发展趋势
韦路教授指出，当前的知识沟研究存在着三种发展趋势。首先，知识的定义一方面逐渐由浅度知识发展到深度知识，前者指的是对某一类知识仅仅止步于知晓的程度，而深度知识侧重于对知识的熟知和掌握。另一方面，知识的概念也从标准化的客观知识延伸到了主观建构的知识。其次，知识的领域和情境也在不断拓展，学者们最初关注的是科学知识，如“人类能否登上月球”“吸烟能否导致肺癌”等等，之后也慢慢延伸到政治、健康以及公共事务领域的多样化知识。此外，影响因素也在逐步衍变。越来越多的个人因素被包括进来，如性别、年龄等因素都被吸纳进了知识沟的研究框架中。信息环境也从报纸、电视演变为门户网站和社交媒体等新媒体形态。同时，时间、空间、同质化还是异质化的社区类型、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文化差异等因素也被考虑进来。
知识的概念是知识沟理论的根本，因此韦路教授认为，在上述三种变化中，最重要、最值得关注的发展趋势即为知识定义的变迁，特别是从客观知识到主观知识的转向。经典知识沟假设从实证主义出发，将知识界定为“一种客观的、有效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以知识对个体的价值和意义为转移”。然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质疑和批判这种客观知识定义，这一定义的最大问题在于其“对受害者的谴责”，即认为是个人原因影响了知识获取，认为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个体没有足够的动机和能力获取那些标准化的知识，这种“对受害者的谴责”恰恰违背了知识沟研究关注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出发点。此外，该定义的另一个问题还在于，它忽略了知识对不同个体的不同价值和意义。正如海德曼所言，一个社会系统中的主流知识往往是精英阶层所界定、为精英阶层服务的，处于社会边缘的个体不接受这些知识也许是因为主观上不认同，而非客观原因。因此，一些学者开始从客观的知识定义转向更加主观的知识定义，从诠释主义立场出发，认为知识是一种社会建构，是主观而非客观的，因境而生，因人而异。
四、主客观知识沟与媒介接触
在介绍了知识沟的主观转向之后，韦路教授针对主客观知识的概念和差异展开了探讨。客观知识指的是个体储存的准确信息，反映了我们实际知道什么（what we know），而主观知识指的是个体对知识的自我信念，即对所知内容或了解程度的主观看法，反映了我们认为自己知道什么（what we think we know）。
虽然知识沟研究的转向将知识沟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现有研究依然锁定在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与大众传播的范畴，限于传播的中观和宏观层面，忽略了微观层面人内传播的知识沟问题，即个人内部主观知识沟和客观知识沟之间的差异问题。在市场营销、消费心理学领域，学者们认识到消费者的实际情况与其自认为对产品的了解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因为消费者通常对自己过于自信，所以他们的主观知识水平总体上会高于客观知识，因而出现“过度自信”或“错误校准”的现象。
“过度自信”“错误校准”的概念对理解人内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主、客观知识水平差异有启发意义，但由于只显示了主观知识高于客观知识这一种情况，因而无法完全涵盖各种差异。在相关学科研究的基础上，韦路教授提出了“主客观知识沟”的新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个体在主观和客观知识水平上的差异。根据差异的不同，可以分为以下4种情况。（1）高水平认知平衡：个人的主观知识和客观知识较为接近，且客观知识水平较高；（2）过度自信：个人的主观知识高于客观知识；（3）过度不自信：个人的主观知识低于客观知识；（4）低水平认知平衡：虽然个人的主观知识和客观知识较为接近，但客观知识水平较低。
作为传播学者，除了考察知识获取的速度差异之外，更应探讨不同的媒介接触、我们所处的媒介环境对知识沟产生的不同影响。由现存研究可知，不同的传统媒体对知识沟影响不同，例如，报纸的新闻、精英偏向会扩大知识沟，与之相反，电视的非精英、娱乐偏向则导致不同阶层的人通过电视接触到的知识会相对趋同，从而缩小知识沟。进入新媒体时代后，新媒体的内容异质性、开放性使得其选择性更强，精英阶层的人会更偏向利用新媒体学习，而草根阶层的人会更偏向于娱乐，进而导致更大的媒介使用沟和知识沟。
五、研究介绍：新冠疫情下的主客观知识沟
在对知识沟的理论维度进行了层层分析之后，韦路教授分享了他近期在做的“新冠疫情下的主客观知识沟”的主题研究。
研究问题
韦教授的研究主要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
RQ1：在新冠疫情期间，个体是否存在有关疫情的主客观知识沟？
RQ2：不同性别、年龄、收入、教育水平的群体有关疫情的主客观知识沟是否存在差异？
RQ3：不同类型的媒介使用行为对有关疫情的主客观知识沟是否存在不同影响？
研究设计
在研究的整体设计上，韦教授介绍道，该研究于2020年1月31日至2月10日进行了全国性的网络问卷调查，在删除无效回复后共回收有效样本1600份，除港澳台地区外，涵盖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研究通过询问受访者过去一周内分别在报刊、电视、社交媒体等11种媒介上接触新冠肺炎内容的频率，来测量受访者的媒介使用情况。在客观知识测量上，该研究采用判断正误的方式询问受访者5个表述是否正确，如“所有早期患者都有发热症状”、“抽烟、喝酒可以抵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正确计1分，错误计0分，满分5分。而主观知识则由受访者对相关领域知识进行自我报告来衡量，该研究询问受访者在多大程度上了解疫情相关知识，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初期症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治疗方法”等5个方面。主客观知识沟得分即为主客观知识之差。
数据分析结果
通过数据分析，韦路教授一一回应了上文的三个研究问题。
关于问题一，从均值来看，主观知识均值高于客观知识，因此，个体确实存在有关疫情的主客观知识沟。同时，四种主客观知识沟类型中，样本数量占比由高到低的分别是高水平认知平衡类型、过度自信类型、过度不自信型以及低水平认知平衡型。
关于问题二，在研究探讨的四个因变量中，年龄和学历对主客观知识沟的产生存在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年龄越大，越容易出现过度自信的情况；学历越高，越容易出现高水平认知平衡，而学历越低，越容易过度自信。
关于问题三，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学历和收入的情况下，媒体使用类型对主客观知识沟产生了显著影响。与高水平认知平衡组相比，报刊使用越多，受访者越容易过度不自信；视频客户端使用越多，受访者越容易过度自信。社交媒体使用越多，受访者产生过度自信、过度不自信和低水平认知的可能性越低；新闻客户端使用越多，产生过度不自信的概率越低；网络问答社区使用越多，产生过度自信的可能性越低。
结论
经过以上分析，韦教授得出了三点主要结论。第一，在新冠疫情期间，个体存在有关疫情的主客观知识沟。半数受访者相关认知较为平衡，过度自信的比例要高于过度不自信的比例，而过度自信会对疫情防控产生比较大的危害。第二，不同年龄和教育水平的群体有关疫情的主客观知识沟存在差异。老年人群体和低学历人群容易产生过度自信的情况，青少年容易过度不自信，而中年和研究生群体对疫情的认知最平衡、充分。第三，报刊和视频APP的使用扩大了主客观知识沟，而社交媒体、新闻客户端和网络问答社区使用则有利于弥合主客观知识沟。
研究贡献与不足
在研究的理论贡献层面，韦教授认为，首先，研究提出了“主客观知识沟”这一新概念，把知识沟的研究视角从不同阶层之间的客观或主观知识差异，转向个体自身在主、客观知识上的认知偏差，将知识沟研究从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层面延伸至人内传播层面。其次，研究以新冠疫情认知为例，呈现了主客观知识沟在真实人群中的四维分布情况，并对主客观知识沟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进行了探讨，揭示了主客观知识沟的鸿沟。第三，研究考察了媒介环境因素与主客观知识沟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不同类型媒体对主客观知识沟的不同影响。
此外，该研究也存在一定的现实意义。韦教授希冀通过此研究呼吁学者关注老年人和低学历群体的健康知识普及工作，积极采取措施帮助他们达到高水平认知平衡。同时，因为青少年群体更偏向于关注娱乐内容而非严肃的社会问题，加之其客观知识水平较低、容易产生过度不自信，因而青少年群体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度也亟待提高。除却对特定人群的聚焦，加强对视频客户端的监管也是必要的一步。
在分享完研究的各项工作、结论与影响意义之后，韦教授阐释了研究的不足以及未来的改进方向。首先，主观知识的测量有待进一步探索。是否可以用开放式问题进行测量、开放式问题的量化分析难点要怎么克服、是否还有其它方法等等这些问题仍待探寻。其次，有争议的知识值得进一步关注。很多知识没有定论，因而更值得用主观知识去进行理解。比如全球变暖问题，有人认为是人为因素造成，但有人觉得不是。另外，这次研究采用的是横截面数据，因此未来还需要使用纵向数据揭示知识的动态变化。
在讲座的最后，韦路教授寄希望于当今的新传学子，鼓励大家从中国学者的视角出发，提出自己新的概念，建立新的关系，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体系甚至哲学社会学科体系。
讲座结束后，来自全国各地参与“暨大云讲坛”的师生还与韦教授就“主客观知识沟与热冷媒介是否有关联？”“社交媒体的‘反连接’现象是否会对知沟的缩小有影响？”“媒介信任是否有可能作为媒介接触的一方面对知沟产生影响？”等问题进行了互动。韦教授认真解答了大家的问题，并希冀大家能够结合自己的疑问和知识沟理论做进一步的研究调查。
最后，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曾一果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他认为，韦路教授非常清晰地描述了知识沟理论的发展，所提出的主客观知识沟概念理论创新和贡献很大。此外，韦教授对数字媒介与知识沟关系的重点探讨、对不同人群主客观知识沟的差异探析等等都对大家产生了深刻的启发意义。
文|毛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