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百精主要探讨面向2035的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他认为，要面向交往革命、面向中国式现代化、面向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以战略为牵引，坚持问题导向，在以新闻传播学视角响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持续拓展学科纵深。同时还要全面拓展学科融合、产教融合，不断优化项目、专业、学科治理体系，显著提升自主人才培养质量。

张涛甫指出，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国家和社会对新传学科的要求也逐步提高。重建确定性是新闻传播教育的新方位，要通过价值液态化和知识流量化，实现价值、知识和能力的三重确定性。张涛甫以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实践教学为例，指出建构价值、知识和能力的“新传教育三维框架”的意义与价值。

曾祥敏以中国传媒大学的教育实践和理念探索为例，探讨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创新转型问题。中国传媒大学致力于建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体系，通过“开学第一课”、参观红色教育基地、开展课堂教育等形式，帮助学生系好“第一粒扣子”。他指出，推动新闻传播教育创新转型，应当着重构建根植于中国大地的新闻教育实践观，用中国理论培养新闻人才。学科教育的创新转型必须根植“国家工程”，通过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与实践育人模式有机结合，引导学生积极开展专业实践，构建创新型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模式。

周庆安从“前沿”与“在场”两个角度，探讨当代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应当如何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问题。他指出，新闻传播教育的首要之责是建立新闻人才的中国式现代化身份认同，应当持续培养叙事、实践、交叉和全球认知四种能力。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从正确处理作为专业的新闻传播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关系、推动实践课程在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全覆盖、推动文科有组织开展科研，攻克学科前沿问题、打造新闻传播“芯片型”人才培养体系四个方面，展示了“清华式”新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答卷。周庆安还表示，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必须坚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在场，努力走向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前沿。

陈刚主要阐述了ChatGPT技术对于人类传播活动的影响。他强调，ChatGPT所代表的AIGC是数字时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奇点，推力人类传播活动进入新时代。与此同时，ChatGPT对于新闻传播教育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挑战与冲击，包括人机传播的不对等性增强、信息内容的不可控性增强、文字交流在传播活动中的重要性下降等。因此，陈刚呼吁新闻传播学界应当积极应对挑战，坚持创新，唯有创新，才有未来。

强月新主要探讨中国特色的新闻话语的建设问题。他阐述了开放性的含义，即“新闻报道对非新闻语言及其风格的吸纳”，并以辩证的角度思考独立性与开放性的关系。强月新表示，独立性与开放性并不矛盾，对于新闻语言而言，独立性与开放性缺一不可。他认为当前新闻语言的开放性逐渐加快的趋势是语言规律、媒介可供性与受众本位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探讨“开放性的尺度”问题时，应采用专业化、规范化、差异化的标准进行衡量。

李本乾主要探讨当前人才培养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措施。他指出，当前的人才培养需要实现“四个融合”，即育人理念融合、模式融合、机制融合和目标融合。李本乾以上海交通大学新闻传播教育改革成效为例，阐述了新型文理交叉融合育人模式：一是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融入课程、融入实践、融入网络，实现价值体系融合；二是在师资资源、实验室资源和课程体系三个层面进行文理交叉融合，进而实现课程体系融合。

支庭荣分享了近年来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卓越人才培养的经验和模式。在暨南大学的大力支持下，新闻与传播学院于2012年组织师生前往喀什、林芝开展深度采访项目，开启了重大主题社会实践的序幕。经过多年探索发展，主题社会实践已经从一种自发行动，变成了新闻传播专业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的一部分，是与媒体、企事业单位协同育人的抓手。支庭荣指出，后备新闻传播人才同样需着力培养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实现力的“四边形”均衡发展。暨南大学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方针是摘取“五颗星”，即通过塑造核心价值观、强化专业能力、开展主题实践、激励创新创业和树立国际视野五个环节，培养高质量新闻传播人才。

王卫权从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处理好实践成果与理论创新的互动关系、积极应对跨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趋势三个立足点，阐述了如何编写与高质量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计划相适应的教科书。他指出，教材要善于从中国实践中提炼中国理论，从各种媒介现象和信息中挖掘新闻传播和社会运行的本质规律；同时要善于运用鲜活的新闻实践阐释佐证自主理论创新。王卫权强调，针对跨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趋势，当代教科书既要善于从传统文科中汲取养分，也要积极回应“哲学社会科学与新科技革命交叉融合”的挑战。